记述人类社会抵御和减轻水旱灾害，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历史过程，研究其发展规律以及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的科学。

人类从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刳木为舟，结网而渔，抱瓮灌园，就开始了供水、防洪、航运、水产、灌溉等水利活动，以至发展到现代的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水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水利活动与相应的科学技术，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形成了治水规律；同时，还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日益密切，互相促进，互相制约。这些构成了水利史科学的主要内容。水利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向人们提供：对包括缺乏实测记录在内的水文规律的认识，对水与人类社会以及社会进步的关系的认识，积累人类在防御自然灾害与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中的经验教训。总之，它能提供人与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水和谐相处的历史借鉴。

中国自身的条件决定了水旱灾害频繁，治水历史悠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利大国，与以欧美为主的西方水利体系相比有显著的特征。正确反映、研究、总结这些历史，使其更好地为进一步治水服务，是水利史科学的任务。

世界水利史

综观世界纷繁而漫长的水利历史，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条线索。

（1）水利史发端于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水利都从引洪淤灌开始。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开始大规模建堤，拦尼罗河洪水引洪淤灌，随后在杰赖维干河上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异教徒坝。公元前4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就利用幼发拉底河的高程高于底格里斯河的自然条件，开挖灌渠，引洪淤灌，继而发展为坡度平缓的渠道网。后来，这两个地区的水利技术传播到希腊和罗马。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也有引洪淤灌的记载。中国考古发现的水利遗迹已上溯至公元前5000年以前，而有文字记载的尧、舜、禹治水的传说也发生在公元前2070年以前。

（2）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对水利发展有较大影响。公元前538年，巴比伦被波斯征服，使灌溉系统失修，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公元初期，波斯的萨珊王朝修四大干渠引幼发拉底河水，灌溉今伊拉克中部地区。629年，两河流域出现大洪水，冲毁纽姆卢水库。不久，阿拉伯人征服两河流域地区，着手改进旧渠系，逐步恢复灌溉。1258年，蒙古人占据了两河流域，灌溉系统又一次遭到破坏，直到20世纪，两河流域灌溉才再次恢复和发展起来。公元前300年左右，罗马人大力开发水利，公元前312年开始建造大输水槽。至公元2世纪，罗马城已建有9条输水线路，并将其水利技术推广到罗马帝国所辖境内，用于供水和灌溉。至今，自西欧至西亚，都有古罗马所建堤坝等水利工程的遗迹。残酷的战争破坏和延缓了水利的发展，但在某些较为稳定的时期，客观上也使水利技术得到传播，水利得到发展。

（3）世界经济文化交往促进水利的发达。经济文化的交往传播了包括水利在内的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交往的本身也需要水利工程的支持。自古以来，为了交通的便利，世界各地除利用天然河流进行航运外，为补充不足而多有运河开挖。运河的迅速增长是从19世纪开始的。这一时期建设的著名的运河有：欧洲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约塔运河、连接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的科林斯运河、连接多瑙河和莱茵河的路德维希运河等，美洲美国的伊利运河、加拿大的韦兰运河等。其他地区的运河，如亚洲缅甸的端迪运河、非洲马达加斯加的潘加拉运河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19～20世纪最重要的运河工程是1869年通航的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1895年完成的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尔运河、1914年竣工的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这些工程对促进世界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巨大的作用。

（4）水利基础科学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出现使水利走向新阶段。水利基础科学的发展起源很早，但发展缓慢。欧洲文艺复兴及其以后，出现了一些对水利贡献重大的科学家，使水利基础科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数学、物理学、力学、水文学、水力学、岩土力学以及水工试验技术等，应用到水利建设上，有了较多的建树。1824年，英国人J.阿斯普丁发明了硅酸盐水泥，带动了混凝土结构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钢筋混凝土，推动了轻型混凝土建筑物的采用和推广。这些使多种形态的水工建筑物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水电站。20世纪许多新兴科学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例如，利用计算机对各种技术、经济方案进行计算、分析、比较、选择和评价，利用光弹模型和各种测试仪器进行水工结构的应力分析和设计，利用遥感、超声波等手段分析、鉴定大型水利工程的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情况，利用机械、电子的技术以节约灌溉用水等。水利工程建设越来越具有大型化、综合化、多目标和智能化等特点。

（5）水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新问题。20世纪后期，社会和水利本身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防治水旱灾害，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水利开发与自然、社会的协调，防治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水利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水利史

中国水利自古以来就在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水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

影响中国水利的特定自然条件

这些条件及其影响主要包括：

（1）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十分不均匀，造成洪涝干旱灾害频繁，防灾减灾任务繁重。防洪工程越做越大，越做越多，维护管理要求越来越高；灌溉排水工程随着土地开发，规模越来越大，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对其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限制。水利工程成为历代治国安邦的大计。

（2）一些主要河流泥沙含量高，黄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多沙河流。河水泛滥，泥沙的沉积造就了肥沃的土地，有利于人类和社会；但也造成了河床的不稳定，加重了洪水威胁，造成频发的洪水灾害。人们在开发和治理多沙河流方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中国在泥沙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3）中国的大江大河多为从西向东流，中间为同向的分水岭，南北方向缺少沟通，对以水路为骨干的古代交通带来困难。开凿连通流域间的运河成为历朝历代的大事，是古代水利工作的重点之一，著名的京杭运河、灵渠等航运工程受到重视。

（4）中国土地广阔，气候、水文、地理、地质等条件多种多样，决定了水利工程在不同地域的多样性。

古代水利工程与技术特点

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古代水利工程和科学技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相应的难度，水利事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撑，因此，围绕水利发展中的难题，在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工程实施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水文科学和泥沙科学。先秦著作《吕氏春秋》已指出海水上升为云西行，陆水东流入海的循环。随后又有人补充，云下降为雨。并注明，地表水—云—雨—地表水，地下水—泉—地表水—云—雨—地表水—地下水，即2个小循环。西汉时已提出黄河挟沙量的概念。明代潘季驯已认识到河床断面流速与挟沙能力的关系，提出“束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先秦已有雨量、水位的测定；古代水则或水志（水尺），战国时修筑的都江堰已有应用，历来用于控制河湖蓄泄。流量测算始于北宋，清初已出现与现代基本相同的概念。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已有勘测、规划等基本技术概念的原始记载。现存的秦代都江堰、灵渠以及郑白渠的遗存，都能反映当时的勘测、规划水平。北宋测量汴河各河段和全河的水面差，采用引河水外出，筑梯级小堰，堵水灌平，级级相承的办法，进而量得河流纵坡。元代郭守敬为了测定黄河、海河间的高差，提出以海平面为测量基准，已有了海拔的概念；并用他的测量成果规划了京杭运河的通惠河和会通河段。

中国古代不可胜计的水利工程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工程结构，在防洪、蓄水、取水、泄水、溢洪等方面有独特的思考和创造。这些结构包括土石、堆石、砌石、木制、草土等，它们有不同的胶结物、连接构造等与之配合，形成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水利工程，有的历经数百年，乃至千年至今犹在。其中包括各种堰坝、闸涵、堤防、护岸、分水鱼嘴、飞渠（渡槽）等。三国时水运中大量使用的堰埭是世界上最早的升船机，唐代出现的复闸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中国古代无坝取水广泛使用，并在不同地质地形的条件下创造了多种形态。古老的水排、水磨、水碓、水转纺车等是水力利用的早期形态，筒车有与水泵相同的原理。

古代技术水平领先的工程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的载体，许多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2 000余年间一直滋润着富饶的成都平原，至今已是灌溉面积超过千万亩的全国第1大灌区。它在规划、设计、运行、管理等方面已经受了漫长的历史考验。

公元前246年动工兴建的郑国渠，是中国早期的引用高含沙水流的大型灌溉工程，关中平原赖以繁荣。该渠2 000多年来多次兴废，在规划、泥沙处理、管理等方面成就突出，在引水口选择和布置方面尤为显著。

公元前219年建成的灵渠是一条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运河，是两广地区与中原2 000多年间主要的交通干道。河长只有30余km，但在渠首布置、渠线选择和设计等方面的简练、精巧和实用，体现了高超的水平。

黄河大堤，远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经过历朝历代为适应黄河变迁而不断修改完善，影响控制着多泥沙的黄河，现两岸共长1 300余km。它是中国堤防科学技术水平的代表，标志着中国泥沙科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京杭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开始，不断延伸和连接，一直是全国南北交通干线。至1289年，全线贯通，在铁路出现之前一直是中国南北交通的主动脉。运河所经地区，水源丰枯不一，地形起伏复杂。全线在开辟和引进水源，与自然河流，特别是大江大河的交叉，防洪减水，保证航行水深，控制水量损失，强化航运管理等方面都包含了历史同期最先进的水利科学技术。

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据记载最早增筑于1553年，实际是一条拦淮大坝，它所形成的洪泽湖是古代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拥有蓄水、取水和溢洪等功能，对明清时期的运河供水、蓄积清水冲刷黄河下游河床中的泥沙、保障运河和下游地区的防洪安全，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它的技术和管理十分复杂。

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局限

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受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影响，虽然不乏一流的成就，但整体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具体分析，与下述因素有关：长期的农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变革的动力甚微；战乱频繁，发展与破坏交替发生；封建统治的保守及短视，对水利发展任其自然，对防灾减灾，穷于应付。

中国古代，虽然经典和文献数量很多，但科学技术交流还局限于言传口授、经验积累，水平的提高很困难；古代基础科学虽然成就不少，但隔离分散，水利科学技术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建筑材料少有更新，水工结构创新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水利科技交流虽有零星开展，但始终没有对迟缓的发展状态构成重大冲击。

中西水利科技的融合

中外科技交流在汉代、唐代和元代较为频繁。中国的灌溉技术逐步传至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水车、水碾、水排等，也陆续向西传播，直至欧洲。元代初年，在云南大兴水利就使用了西域的技术。17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带来了西方的水利技术，徐光启著《泰西水法》介绍传教士带来的欧洲提水工具、修建水库和寻找水源等方面的知识。教士邓玉函口述、王徵编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西方的力学、水静力学以及机械等方面的知识。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和西方的交流逐渐增加，新的科学技术的传入，使中国的传统科技吸收了新鲜内容，水利科技开始了重大的转变过程。一些青年学者走出国门到西方学习，带回越来越多的新的科学和技术；一些国外学者，也开始到中国来传输科学和技术。20世纪初，西方传入的水利工程上的水文、测量、通信以及施工方法和施工机具等在中国逐渐推广应用。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参见河海大学）在南京成立，用近代的科学内容培养水利技术专门人才。1934年，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在天津奠基。1935年中央水工试验所（参见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也在南京成立，至此中国有了专门的水工试验基地。中国传统水利科技与西方水利科技的融合，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923年以后，中国请德国学者H.恩格斯进行了3次黄河下游河道模型试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治理多沙河流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重大进展，李仪祉提出黄河上游、中游、下游综合治理的思想，转变了传统的以下游防洪为主的治河方略。一些大江大河的治理方案也相继提出，河流治理步入新的轨道。

1932年，以近代水利技术和新材料设计和施工的陕西泾惠渠工程竣工，灌溉工程有了新的样板，关中的渭惠渠、梅惠渠等随之建成。根据整治京杭运河的计划，新的邵伯、淮阴、刘老涧等船闸相继建成，航运能力得到提高。在河流治理中，还修建了一些堤坝、闸涵，疏浚了一些河道，开挖新河，加大排洪能力。

20世纪前期，虽然修建工程数目不多，但它是中国水利科技新发展的前奏。

中国水利的全面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水利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全国仅有江河堤防约4万km，灌溉面积1 600万hm²（2.4亿亩）。江河防洪设施基础十分薄弱，河流泥沙问题严重，在全国范围内水灾威胁严重；旱灾、涝灾、碱灾长期影响农作物生长，农业收成低下。水旱灾害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更制约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利问题仍是急需解决的大问题。50多年来，水利部门做了大量的勘测、规划、设计、科研等工作，建设了众多的工程，在实践中培养了大量的水利专门人才，水利科学技术水平已达到世界前列。

50多年来，按照“蓄泄兼筹”和“除害与兴利相结合”的方针，对大江大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全国主要江河初步形成了以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为主的工程防洪体系，以及预测预报、防汛调度、洪泛区管理、抢险救灾等组成的非工程防洪体系，防洪能力有了明显提高。战胜了1954年的长江大水、1958年的黄河大水、1963年的海河大水、1991年的江淮大水、1994年的珠江大水、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嫩江大水，把这些罕见洪水带来的灾害减至最小程度。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与1949年相比增加到3.5倍；全国除涝面积已占易涝面积的85％；盐碱地改良面积已占盐碱地的76％；治理渍害低产田已占渍害低产田的33％。这些大大提高了农业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

兴建了大量的蓄水、跨流域引水、提水工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供水保障体系。城市供水能力显著提高，缓解了各方面对水资源的需求。为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兴建了一批跨流域的调水工程，从长江引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已正式开工建设。

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与1949年相比，水电装机容量增加了180多倍，年发电量也增加了近180倍。农村水电建设获得了很大发展，已有653个县实现了农村初级电气化。大电网供电地区也建成了初级电气化县500个。

运河和天然河流的航道进行了大力整治，建设港口，扩大了水运能力。

大力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国土资源，减轻河道和水库的淤积；治理河湖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这些方面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水利史研究

水利史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文字出现以前的口传身教和文字出现后的记录都有水利史的内容。

世界水利史的研究

由于文献缺乏，或历史不连续甚至历史较短，世界各国对水利史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学科。散见于科技杂志的有关水利史研究成果的文章，也多是零星和孤立的。日本有专业学者研究水利史，并成立了专业团体，他们的研究内容以中国水利史为重点。国际大坝委员会和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的学术工作涉及水利史，并有论文和文集出版。许多卓有成就的水利工程专家致力于水利史研究。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灌溉排水史工作小组，负责协调和组织世界各国撰写、研究灌溉排水史。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在20世纪后期有较多的成果问世，受到世界的关注。

中国古代的水利史研究

104～114年，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河渠书》是中国第1篇水利史学术专著。它记述了从禹治洪水开始，延续到汉武帝时的水利史实，并总结了对国内江河调查和研究的结论，提出“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结论，首次使用了与现代含义基本一致的“水利”一词。《史记·河渠书》以治国必先治水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在以后的史学著作以及地方志中，水利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是重点内容之一。

成书于527年的《水经注》，作者郦道元通过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记述和描绘了全国干支河流共5 000余条，穷原竟委，干支吐纳，系统分明；着重记述“备其宣导”的水利工程；对河流所经地区的地理和人文情况也详尽描述。它成为历代治水、开发水利不可缺少的基础文献。

中国有关水和治水活动的古典文献，数量巨大。历来有人致力于整理摘编，形成便于使用的资料库，其中清代的《行水金鉴》和《续行水金鉴》影响较大。这两本书筛选、辑录了上起大禹治水，下至19世纪前期的水利文献。建立文献库，为研究水利史提供了依据，是现代水利数据库的早期形态。

水利专史、地方水利史志、河流史志和水利史文献库，是中国科学技术文献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西水利科技融合时期的水利史研究

19世纪，西方水利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去，也把外国学者请进来，致力于国外的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用以解决中国水利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李仪祉说：“用古人之经验，本学科之新识，加以实地之考察，精确之研究，详审之试验，多数之努力，伟大之机械，则又何目的之所不能达！”他在西方学习水利之后，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水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十分重视古人水利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治黄史特别是泥沙理论研究尤为深入，提出 “今后之言治河者，不仅当注意于孟津－天津－淮阴三角形之内，而当移其目光于上游”。李仪祉等学者在中西水利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方面成就显著。

20世纪初，杨守敬把多年对《水经注》的研究成果绘于当时测量的全国地图上，1905年刊行。此图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文图互证，相得益彰。这套图把6世纪前的中国历代水利一一落于古今双重地图上，形成空间的准确概念，这种用古今对照的制图方法绘制历史地图在科学上是进了一大步，以其科学和直观一直为后人所效法。1928年水利史学者武同举绘制的《淮系年表》稿本完成，把这种方法用于淮河水利史的表述上，十分成功。

1931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随即创办学术刊物《水利》月刊，直到1948年，共出版15卷83期，对贯彻学会宗旨、推动学会工作作用重大，其中有相当篇幅为水利史研究的成果，为水利史学术研究与水利工程实践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园地。此外，水利工程学会还出版了《河防通议》、《河防一览》等9种水利珍本丛书，实现了“传布新时代之经验与学理，犹恐古籍日沦，以致先民胼手胝足之成绩，与前代兴废得失之故，不能尽彰”的宗旨。

1936年初，整理水利文献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第1个水利史专门研究机构。该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整理编辑《再续行水金鉴》，是《行水金鉴》和《续行水金鉴》的续编，内容直至清末，使中国古代水利及其发展的研究有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系列文献依据。

20世纪，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有水利史的专篇，在世界上有较大影响；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是一部概述性的水利通史；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水利史进行了分析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水利史研究

为适应水利建设的新形势，1956年，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成立水利史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整理水利文献委员会。此后，一些流域机构、地方水利部门和高等院校，有学者和个别机构开始了水利史的研究工作。1982年，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它把全国科学研究、教育、管理、建设等岗位上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水利史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水利史研究渐趋繁荣。这一时期主要工作和成果可归纳如下。

（1）历史水文的调查研究。为适应开发建设的需要，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机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方水利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历史洪水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成果。1988年和1990年，由水利部暴雨洪水调查办公室和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汇总编辑的《中国历史大洪水》分期出版，它是在各有关方面洪水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全国有代表性的自1842年以来的92场历史大洪水汇编而成的。对历史枯水的调查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树木年轮研究黄河历年水量变化和从长江上游重庆市涪陵江心的白鹤梁岩石上的石鱼图案、云阳长江中的龙脊石上的题记研究长江的历史枯水所取得的成果，对枯水灾害的防御有重大意义。

（2）古文献的整编研究和古建筑的保护。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流域规划、历史水文研究等需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对清代故宫档案中的水利文献进行整编和研究，为水利史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这批档案经整编后，被广泛用于流域规划、历史旱涝、气象水文等方面，有的还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上。由故宫档案的延伸研究编撰出版的《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等流域档案文献，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洪涝详情上溯了近180年。为适应水利史研究的需要，整理、校点、注释出版了一批历代重要水利著作，如明代的《治水筌蹄》、《漕河图志》等，对推动水利史学术的发展很有意义。

都江堰、灵渠、芍陂、它山堰、木兰陂是古代水利遗存中最好最完备的几处。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根据学者的意见，已先后把这几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古代工程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为此做了相应的工作。

（3）水利史专题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参与水利史研究的人员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出版了一些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呈现十分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段的研究课题多数面向水利实际，涉及防洪、灌溉、航运、供水、水能利用、水环境等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厅2次组织对灵渠的大规模考察，进行了地质勘探、水文测验，并从结构、水力学等方面对这一著名古代水利工程进行研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揭示了它的科学性与巧妙独特的工程布局和结构。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水利史专著出版，重要的水利史课题大多有专著问世。主要有《中国水利史纲要》、《中国水利史稿》等通史类著作，《长江水利史略》、《黄河水利史述要》、《京杭运河史》等河流史类著作，《都江堰》、《灵渠工程史述略》、《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排水研究》等工程史类著作，《中国农田水利史》、《古代城市水利》等专业发展史类著作。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水利史、水利史科学普及读本等问世。

（4）江河志、水利志的广泛编修。20世纪80年代开始，水利部组织各流域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县水利部门以及一些工程管理单位开展全面的修志工作，陆续出版了大量的江河志、省地县水利志和工程志，其数目在千种以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规模兴修水利，发展壮大水利事业，水利科技的内容、过程、绩效和现状全面加以记述，代表了不同流域、不同地区水利建设成就和科技水平。

（5）百科全书中的水利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4种包括水利内容的百科全书，即《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百科全书》和《简明中国大百科全书》，它们把水利史作为分卷或分支，使其成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利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20世纪以来，水利史学科已发展成一个为社会广泛需求的学科。但学科发展仍不成熟，与社会的要求距离尚远，其现状和发展方向可作如下归纳。

（1）基础工作。数十年来，中国的水利史研究积累了较为厚实的水利及相关的文献史料，开展了一定范围的实地考察，借鉴了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继续做好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是水利史学科发展和繁荣的基础。

（2）深入研究水利事业的发展规律。20世纪以来，水利史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多数成果还局限于考证和描述阶段，对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对水利事业发展规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探讨其中的科学规律，进一步发掘水利史学科的深层价值是学科发展的重点。

（3）古今中外科技成果的融合。中国与世界各国科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世界水利史的研究，也有极宽广的领域。通过水利史科学的发展，将古今中外的水利科技成就融合起来，提供科学全面的历史借鉴，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深刻意义。

（4）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水利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交叉及其演进规律。这是水利史科学的特色，虽已有一定基础，但与学科发展的需要相比还远远不够。

（5）研究手段的科学化。水利史研究涉及知识范围广，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始资料散失、错讹、缺损严重，需要专门搜集、鉴定、研究和整理。其工作量大而繁杂，对其进行量化也相当困难。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人工手工操作，效率低下而质量差。建立水利史数据库和引入计算机进行史料的量化处理的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水利史学术研究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后还要引入更多的先进的科学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