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水利法规

据考古发现，距今7 000年左右中国就发明了凿井技术，6 000多年前有了稻田沟渠灌溉设施，四五千年前开始夯土筑城垣，开挖城壕，御敌防洪，连通自然河道，引水排水，通渠运输。水利法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产生、发展，先有习惯法，后有成文法。

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2070～前221年）

据记载，夏有禹刑，商有汤刑，西周有刑书9篇与吕刑3 000条。由于历史记载资料所限，水事法规只能追溯至西周。《春秋谷梁传》关于诸侯反对以邻为壑的盟约，有“壹明天子之禁”即申明周天子禁令的记载。保存西周时期某些典章制度资料的《周礼》记载有“雍氏，掌沟渎浍池之禁”，“萍氏，掌国之水禁”，“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泽虞，掌国泽之政令”等。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竞相修筑堤防，修渠灌田，沟通江河，发展水利。依据季节节气指导农事活动的《礼记·月令》，起到行政法的效用，规定季春之月为“时雨将至，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秦国于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修订《田律》，律文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隘”的条款。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一年之中动工疏浚渠道、整修或新修堤防、陂塘、桥梁的月份。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秦统一中国之后，在全国实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同时，采取“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相应措施，拆除统一前各国留下的危害上下游、左右岸，以邻为壑的堤工。秦统一中国以前制定颁行的农田水利法律——秦《田律》继续施行，如“春二月，毋砍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在春季二月，不准进入山林砍木材，不准拦河筑坝堵水。《田律》还规定各县在播种后下了及时雨应立即用书面报告受雨田地顷数。庄稼生长后下了雨，也应报告降雨量多少和受雨农田顷数。发生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害和其他虫害，也要报告受灾田亩顷数。

两汉法典中有专门的水事条文。“随时设防，退为内刑”，反映了汉代严格保护堤防安全的立法思想。《说文解字》一书中有不得“及其门首洒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

两汉以后，从三国的割据分裂，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到割据分裂的南北朝，各朝各国的刑法典，几乎都一脉相承《汉律》，列有水事条款。三国曹魏，增删《汉律》9章，编成《魏律》18篇，其中的“盗律”篇有“水火”律条。西晋修订《晋律》，从“盗律”中分出“水火”篇。南朝宋齐梁陈基本上沿用《晋律》，南梁《梁律》20篇篇目中，有“水火”篇。北周制定的《大律》25篇中有“水火”律篇目。

西晋灭亡后，北方汉族人口大批迁移江南。士族豪强抢占土地，强占山泽。东晋和南朝刘宋先后发布了禁占山泽法律。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的壬辰诏书规定：“擅占山泽，强盗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宋大明初年（457年）制定占山泽格条5条：对私人已占山地湖泊不再追夺；“先己占山，不得更占”；实行依官品高低占山，“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递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占不足额依规定占足；若再犯水土一尺以上者，计赃以强盗论处。为了调整社会矛盾，南朝与北朝都颁布过禁占山泽的法令，诸王、公卿不得占山泽、弛山泽和罢山泽之禁的法令。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

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持续270多年南北割据对峙的局面。水事法规除了开皇四年（584年）发布的《开凿广通渠诏书》，几乎没有留下其他文献资料。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法律制度进入成熟阶段。国家的重大法典《唐律疏议》、《营缮令》和《唐六典》中列有水事条款，而且有单行的水利法规唐《水部式》与一些州府制定的灌溉工程专门法规。

唐代用法律确定水政管理制度。行政法典《唐六典》将全国江河分为3级，规定长江、黄河为大川，渭、洛、济、漳、淇、汉等江河为中川，其余1 252条江河为小川。开元年间还下诏令改定江河名称，进行江河名称的规范。《唐六典》还明确规定工部尚书及所属水部郎中、员外郎、都水监、州刺史、县令等各级官员的水事职责。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川渎、陂池之政令”，“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营缮令》规定了州刺史、县令的防洪责任制度，“近河及大小有堤防之处”的州县，“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修理”。法定的责任严明。刑法典《唐律疏议》规定：“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又根据造成的后果，如“毁害人家”、“漂失财物”、“人身死伤”等，分别处罪。唐朝还禁止非法、非时造修工程，《唐律疏议》规定“有所兴造，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上报预算“即料请财物及人功多少违实者”，非时科噜丁夫、工作不如法等，主司要分别论处。地方官员不报告水旱灾情或谎报灾情者，律文规定杖刑七十。为了保证江河防洪安全，《唐律疏议》对“盗决堤防”罪（决堤取水供用，不论公私皆同罪）、“故决堤防”罪（除取水供用以外的作案目的），按其造成后果处以杖刑、徒刑以至死刑。唐朝的法令还规定，不准在河滩地修小堤和盖房居住，以利于河道行洪；在修堤的同时，要求沿堤旁植树。

唐代的水管理制定了专门法规唐《水部式》，为唐《式》33篇之一。现今见到的《水部式》虽为残卷，但其内容相当丰富。唐代一些州县也制定了地方水利管理法规。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前制定了钱塘湖四事，将西湖水利管理办法，立石告知后任者。襄州刺史王石为当地汉江渠堰立“水法”，又称为“水令”。唐代写本沙州《敦煌水渠》，其内容有各渠用水次序等的规定。《洪洞水利志补》也保存有唐代渠规资料。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960～1271年）

就水利而言，北宋黄河河患十分突出；金灭北宋之后，其统治范围扩展至淮河以北和整个黄河下游，面临着黄河洪水的威胁；南宋只能依靠江南、四川、两湖等地区的经济支撑。西夏自始至终在宁夏河套灌区。这些互相对峙的王朝各有其水利问题，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水事法规。

北宋在治河、农田水利改革这两个方面的立法上比唐代有了重大的进展。皇帝直接发布诏令，如沿河州府官吏兼本州河堤使、设置河堤判官、州官长吏上堤巡河、汛期沿河官吏职守、河防科夫岁修、沿河州县课民种榆柳、派禁军防护汴河堤防等，建立了河防制度。在熙宁变法时期颁布的《农田利害条约》（参见宋《农田水利约束》），是中国历史上第1部改革农田水利建设的法律，比较系统地调整了政府与农民、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官员与农民的关系，改革了农田水利的政策，奖励职官兴修农田水利，规定酬奖等级；扶持农民兴修农田水利，修水利按《青苗法》借贷，允许贷钱谷等。熙宁变法失败后，新法被取消，退为元丰奖励标准，后来认为元丰奖励办法太优惠，也被搁置一边。天圣二年（1024年）公布的《疏决利害八事》，是中国水利史上第1部较为系统的排涝法律。

金代主要依据北宋形成的河防制度，制定了内容更为完整、系统的金《河防令》，这部防洪的专门法律，涵盖黄河、沁河、卢沟河、漳河等河流的防汛、抢险和岁修，明确了各级官员和河防专设机构的职责，规范了官府防汛的活动。金代还在解决一些地方的水利纠纷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水事法规，如平阳府洪洞、赵城两县南北霍渠的分水，灌渠管理渠规，被称为《霍例水法》。

西夏于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布《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原文为西夏文，原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律、令合体的法典，分门类编纂。水事律令有数十条，内容十分详细。具体规定了当时引黄灌区的唐徕渠、汉延渠、新渠（昊王渠）冬修筑草土围堰封堵渠口，春修开渠放水，按地亩缴纳冬草，按地亩派夫，施工管理，灌溉期间的渠道、闸门、陡口、桥梁、道路管理和用水管理，各级官府和灌渠管理部门的职责，以及违反律令规定的处罚等。对牧场打井也作了规定。参见西夏水事法令。

南宋水事立法，虽以农田水利为主，但其调整的对象涉及的范围宽，有些问题的立法思想比前代更为深刻。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颁布的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嘉泰三年（1203年）颁布的敕令格式，按门类编纂的《庆元条法事类》，法律配套，可操作性强。其中的南宋《田令》、《河渠令》等，内容包括：治河，禁止束狭河道，不得拦河筑堰；排涝，雨水过常，发生渍涝，县令佐监督导决排除涝水，大者由州府差官实地调查，申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和州官再次查验，向尚书工部报请经费。关于灌溉工程管理与用水管理，确认江河山野陂泽湖塘池泺为公众之水利、地利，保护众共溉田者的使水权，官员不得擅自同意蓄水灌溉之地出卖、请佃，违者主事人与承买、请佃人各以违反皇帝命令论处；奖励告发请佃承买“潴水之地”者，每亩地奖告发者钱3贯，按亩奖励最高至100贯钱为止。《赏令》有旱地改水田缴纳税额规定，奖励州县官引导农户耕种盐碱地，减纳税收鼓励农户耕种盐碱地，差遣查验盐碱地。此外，《职制敕》还规定都水监的官员至所辖单位、办理公务之处不得接受出城迎送，不得参加宴会，不得接受规定标准以外的供给，不得接受馈赠。《吏卒令》对官员检查受灾田亩，所带吏员和其他随从人员数额，有具体限制，不得超过。

元明清时期（1271～1911年）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到了清朝，其法制形态是中国封建法制最完备的。元、明、清是国家大统一时期，定都北京，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运河。治理黄河与漕运相联系，为了保漕必须治黄，治黄的战略地位比以往的朝代更为提高。农田水利建设范围也更广泛。适应这种形势的需求，水事法规必然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

元初，曾颁行法律条款，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推动了农桑水利的发展（参见元农桑水利条画）。元英宗至治三年制定的《大元通制》，是元代比较完整的法典，只残存条格部分，称为《大元通制条格》，其中“河防”等存目失文。关于官员防洪职责，《元史·刑法志》记载：“诸有司不以时修筑堤防，霖雨既降，水潦并至，漂民庐舍，溺民妻子，为民害者，本郡官吏各罚俸一月，县官各笞二十七，典吏各一十七，并记过名。”对漕运、海运也有条文规定。元代法令规定，沿御河（今河南境内的卫河和河北境内的南运河），州县官副手兼管河事。开凿会通河，使京杭运河全线贯通之后，制定了舟船过闸法规，颁布禁令。还建立各行省、路、州县长官提调（掌管、监督之意）岁修，修筑堤堰的制度。

明代刑法典《大明律》，设《工律·河防》篇，并修订相应条例，惩处破坏江河堤防、圩岸陂塘、运河沿河湖堤及阻绝入运河泉源违反漕河禁令等犯罪行为，保护江河防洪、圩岸防洪安全、漕运河道畅通和陂塘蓄水灌溉（参见明《工律·河防》）。行政法典《大明会典》初步形成了大运河的管理法规。详细规定，京杭运河各河段，及其水源河流，大通河、白河、卫河、会通河、汶河、洸河、沂河、泗河、济河、沁河、南阳新河、淮安运道、扬州高宝运道、仪真瓜洲运道分别修筑堤坝，建立水闸蓄水；运河水源由江苏徐州沛县诸湖蓄水济运，山东16州县155处泉水截入运河。规定设立山东管河道副使、河南管河道副使、通惠河郎中、北河郎中、南河郎中、管泉主事等官员，配置闸夫、修坝夫、守堤夫、捞浅夫、挑港夫、泉夫等维修管理丁夫编制。运河沿岸州县，诸湖及诸泉所在州县缴纳运河河工料物所折银两，湖租银两，河闸、泉夫折征银两，协助河工钱粮等。诸泉水被截走，还要缴纳运河各工员钱粮。订立了运河禁令和闸坝禁令的具体条文。

明代水利工程地方立法比前代有较大进展，陕西《通济渠水规》，山西《介休县水利条规》、《太原县申明水利禁例公移》，河南《广济渠申详条款》等，是解决用水权、均水灌溉、计亩出夫、城市饮用渠水防止受污染等的文字规定。

清代法典集中国历代封建律令之大成，水事法规也是如此。水事法规是清代庞大的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清代将水利建设分为河工（包括黄河、运河、京畿河流）、海塘、地方水利、长江江防、桥道、京城沟渠等方面，分别订立法规，涉及防洪、防海潮、排涝、灌溉、运河水源调蓄等领域。法律调整的范围涉及各级官府、官吏，防洪、防海潮与灌溉的受益户，有碍防洪、行洪安全的河滩修筑民堰人户，居住于大堤上居民，城镇占据河道盖房者，下游堵塞沟道有碍水流通顺者，开垦调蓄洪涝水洼淀、湖泊者，开垦山地使沙土淤积河道的棚民，工程占地的移民搬迁者，官府将水源占去用于运河而被禁止或限制灌溉地区的农户，城市商户（有可能利用水利建设官资扩大商业经营，或捐款用于当地水利建设）等不同利害关系的人户。清代的《大清律例》在工律中的“冒破物料”、“失时不修堤防”、“侵占街道”、“修理桥梁、道路”的律文分别订立了条例。对河工工程，调查人员估计（预算报告）过高，物料数目不符，查出后即向上报告。徇私隐情匿报，交主管部门议处。竣工确查（竣工验收）发现工程单薄，物料

民国时期水利法规参见民国《水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水利法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